本文转载自公众号:老张聊文旅,作者:张君
“开门招商,关门打狗”的魔咒在旅游行业反复上演。当广东某县的中科电工团队兴冲冲迁入当地,准备打造25亿元的防水插座基地时,没人料到新上任的领导会推翻前任所有承诺:4000万扶持资金延迟半年拨付,承诺的370亩土地招拍挂戛然而止。企业投入6000万元后,等来的竟是县政府要求返还扶持资金的诉讼函。企业深陷泥潭,五年上市计划彻底破灭。
01
招商变招伤:地方失信陷阱全图景
国家发改委曾公开痛斥的“JQK”现象,已成为悬在旅游投资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:先“勾”商进门,再“圈”地捆绑,最后“K”掉宰割。这种失信行为背后,是某些地方政府根深蒂固的权力任性。
政策承诺的脆弱性:北方某市投资促进中心主任透露,当某县招商局慷慨承诺“三年税收全返”时,企业收到的常是打折扣的“抽屉协议”。所谓培育期退税承诺,在审计风暴中瞬间化为乌有。
资源绑架的隐蔽性:西南某古镇开发中,投资方按协议投入数亿完成基建后,当地突然要求增加村民占股比例,否则以“破坏传统风貌”为由拒发施工许可。项目最终沦为村民与投资方对峙的烂尾工程。
更致命的是“新官拒理旧账”的体制顽疾。广东某县中科电工项目的崩塌,直接导火索就是主要领导调整后,继任者对前任承诺的全盘否定。这种断裂让投资协议变成一纸空文——无论盖着多么鲜红的政府公章。
02
换届风暴:旅游项目的生死劫
地方领导班子的更替,往往意味着区域发展思路的彻底转向。2021年中共中央纪委、中组部联合发布《严肃换届纪律通知》,试图约束“十严禁”行为,但现实中“人走政息”的惯性依然强大。
项目周期与政治周期的错位,构成了致命矛盾:
旅游项目培育期常需5-8年,而市县领导平均任期不足4年;
前期土地整理、规划审批耗时1-2年,恰逢领导“政绩冲刺期”仓促上马;
项目进入运营阶段时,常遇新领导“去前任化”的冷处理;
“三年定律”成为业界血泪凝结的经验:项目启动最好紧跟换届后第一年,利用新班子的施政热情窗口期,三年内完成基建并形成基础客流。当下一轮换届来临时,成熟项目已具备自我造血能力。
03
制度性避险:穿越政策周期的智慧
面对换届风险,头部企业已摸索出制度性防御策略。
契约加固术:长三角某文旅集团在签约时要求地方政府将承诺条款写入人大决议,并设立第三方监管账户存放土地返还款。当某县试图挪用资金时,触发银行自动划转保护机制。
政商耦合术:宏村创造性地采用“景区统一经营+村民入股分红”模式,村民以古建筑入股占33%股份,专业公司负责运营。2024年村民人均分红达2.4万元,较改制前增长40倍,形成利益共同体抵御政策波动。
离岸防火墙:某知名度假区开发商在项目公司之上设立境外特殊目的公司(SPV),所有投资协议由SPV与省政府共同签订。当县领导更替欲修改条款时,因涉及跨境协议而不敢妄动。
04
权力地理学:选址的隐秘法则
精明的投资者开始用“权力地图”指导项目布局:
政治能见度原则:某文旅集团专选省市重点工程,将项目纳入省级督办清单。当其滇东康养小镇被县里刁难时,省发改委的督办函三天内扫清障碍。
经济共同体原则:无锡拈花湾项目启动时,优先开发可售物业回笼资金。当地方政府换届导致补贴延迟,依靠物业销售现金流支撑运营,熬过政策空窗期。
司法安全岛原则:珠三角企业投资前必查“司法白名单”——选择近三年无政务诚信诉讼的县域。某主题公园放弃交通便利的A县,转投司法环境优秀的B市,避免成为“关门打狗”的猎物。
白银高新区的实践揭示本质:当企业开办实现“1环节、0成本、0.5天办结”,当政府服务从“管理者”转向“合伙人”,政策风险自然消解于无形。
05
后记
西部某恐龙乐园曾因简单复制常州模式而濒临倒闭,新管理团队祭出“需求探测仪”战略:通过游客手环收集300万条行为数据,发现青少年渴望与恐龙AI驯养师互动。改造后重游率飙升至43%,即使遭遇领导换届引发的补贴停发,仍靠市场竞争力顽强存活。
穿越政策周期的终极密码,藏在张家界玻璃桥开发者的箴言中:“不要对标项目,要对标市场需求”。当深圳欢乐谷夜光花车成为00后约会圣地——这些从市场土壤中长出的项目,终将在政策风雨中屹立不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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